我平时不太乐意出席各种讲座活动，因而错过了一些和吴建民院长直接见面的机会。我印象中唯一一次直接见到他，是在2015年北京模拟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上。我坐在礼堂最远端的中控室里，隔着厚厚的隔音玻璃，看着吴先生给台下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讲人生的经验。
看得出，来自全国各地的、或许想成为外交官的小朋友大朋友们，还是比较欣赏吴先生的：毕竟吴先生出版的几本外交案例的专著，卖得还不错。
在学院里面好像也是如此。在学院里提到赵先生时，学生们会鼓掌欢迎；而提到吴先生时，鼓掌的音量似乎会大一些。
也许这和吴院长更加强烈的个人印象有关：赵先生退休后，就很少再到沙河校区露面了；而吴先生直到今年三月末，都还愿意回到外交学院，为年轻人们带来一场讲座——他甚至愿意回答年轻人的一些相当尖锐的问题，全然不顾自己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身份（当然，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一场内部交流活动，直到演讲原文出现在网上，又引发了和胡锡进先生的一番争论，而这又是后话了）。
吴先生说话的方式和内容，也更平实亲切一些。我曾做过外交学院校报《外交人》的主编，因而得以能到十几年前的故纸堆里，去翻一翻当时的话。吴先生2003年夏天初到任时，接受了报社一次专访。与其他先生不太一样的是，吴先生似乎是把学生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。他在第一个回答中就这样讲：
“……我想我们学校是培养精英的。我们招生的生源比较好的，但是招生比较好，能不能成才？从学校来讲，我们就是要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氛围……要大家增长见识。中国的精英是怎么样的？世界的精英是怎么样的？”
这点到了外交学院学生的痛处。直到2016年，外交学院的生源质量在全国都位列 Top 20 甚至 Top 10，力压一大片211、985高校；然而在出产的学生质量榜单上，似乎又难寻踪迹了。
吴先生到任以来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开设了“外交学院论坛”。光是开始的2003年9月到12月，就陆续有前外长钱其琛、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、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以及达沃斯论坛创立者克劳斯·施瓦布等诸多与外交实务和个人修养相关的各行业领袖莅临。而外交学院论坛举办的频率，在吴先生在任的五年内一直很高。甚至吴先生的夫人、原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施燕华大使，都被他“请过来”开讲座——学生们也真的想学习这种外交实务的经验和教训。
而且吴先生是真的想讲点东西，做点事情。
有时学院的学生会自嘲说，在秦先生之前，外交学院院长这个职位就像是“外交官退休前的休息点”。而吴先生似乎不这么想。在吴先生的任内，外交学院签订了建设新校区的协议，将英文校名由 Foreign Affairs College 改为了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（吴先生说，这一改动是为了促成发展和国际交往；至于周恩来题字的“外交学院”四个字，“我不想改”），更为学生们打开了无数扇认识世界的窗口。吴先生自己甚至都在学院里开了两门选修课，其中一门名为《交流学》的课，也一直留到了今天（遗憾的是，如今的课程内容，与当年吴先生讲述的内容已经不太一样了）。
吴先生也在各种场合，不断地向学生强调要有大局观。2005年小泉内阁参拜靖国神社，吴先生甚至拉着包括秦先生在内的所有学院领导（当时秦先生还是副院长），一齐搞了一个面向学生的问答报告会，专门讲应当如何理解东北亚局势，反复叮嘱学生分清“爱国”和“误国”、分清合法和违法。“我到一个大学去演讲，校领导让我讲出同学对日本的仇恨，又不能出轨。这难道要我煽动仇恨？这就是对大局的不理解。”
不得不说，这话到如今，依然有重复的必要——而且很有必要。仇恨一个国家，毕竟不是外交应该做的事情。
况且，我们应当记得吴先生是敢讲的。
2003年，在对《外交人》的访谈中最后，吴先生说：学生报纸有两条很重要；而比起弘扬正气，排在前面的应该是考虑读者、写学生爱看的东西。坊间愿意评价吴先生是“鸽派”，我倒是愿意说，吴先生在一些问题上，开明程度与如今相比，却是已经“激进”到了一定水平啊。
本文系为香港端传媒撰写的《吴建民，和平外交路上的孤独背影》一文的节选原稿，最终发表时有改动。
